经济-政策-语言传导机制初探——新加坡语言变迁的启示

梁楚欣

( 联合世界学院，新加坡 139654 )

摘 要：在新加坡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政策和经济因素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分析新加坡近几十年的发展，以及经济因素和政府政策如何影响新加坡语言的传导机制，发现语言的经济因素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家庭语言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语言的经济因素；传导机制；语言选择

新加坡与香港同为华人占人口主导地位的国家/地区，但华语的普及程度和水平却差异明显。在近70年中，新加坡在华语普及的政策上也经历过数次起伏，但是华语的普及和水平却每况愈下。本文对新加坡政府政策和经济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结合新加坡双语制度的政策，发现语言的经济因素是造成了新加坡华语的现状。

一、对语言的经济因素的定义和解析

语言的经济因素是指选择不同的语言作为主导语言，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的经济影响。它是在语言经济—政策-语言的传导机制中最重要的一环。

语言的经济因素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的语言经济因素就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比如，在马来西亚联邦统治下的新加坡，坚决不同意让马来语成为自己的工作语言。这是因为马来亚当时的经济实力远远不及西方社会，因此它的语言——马来语——的经济价值也不及英语。又例如在英联邦统治期间，新加坡是英国政府在东南亚的经济总部，英国人只需要雇佣一些会讲英文的本地人，因此他们建立了一些英语学校。而其他几种语言对英国人的经济利益并无影响，于是英国人就任由他们自生自灭，采取不作为政策。再如新加坡独立时，新加坡民选政府从四种官方语言中选择了英文作为工作语言，而不是华语，也是出于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认为新加坡人只有掌握英语才能更便利地与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做生意。

在微观的语言因素层面，语言的实用性和经济性对家庭语言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家庭语言可以分为两部分：

家庭用语和教育语言。家庭用语决定了家庭中子女的文化基因，教育语言则决定了下一代的家庭用语。例如，家长发现孩子学习英语才能在未来找到更好的工作。（如图1.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英文海峡时报与华文南洋商报的招工广告显示，英文报几乎全部招聘白领岗位，且大多要求要有较高英语水平，而中文报招聘的岗位则有超过一半是纯体力劳动工作的。因此，家长一定会将孩子送进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学校，也就是让英语成为教育语言。如果家长发现在家将方言会影响孩子在学校里的英语成绩，那么他们又会在家里停止讲方言，从而改变家庭用语。这些语言的选择都是出于家庭经济利益的考虑，也就是我们说的，在微观层面，经济因素对家庭语言的影响。

语言的经济因素的影响力，是通过政府的语言政策，从国家的宏观层面逐渐传导到家庭的微观层面的。例如，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时，因为受到宏观层面的语言经济因素的影响，新加坡在国家层面决定使用英语为工作语言，认为这样在经济上是对新加坡整体竞争力最为有利的选择。这一政策的出台，决定了所有个人或机构与政府机构的所有沟通往来都必须以英语进行，进而带动所有企业逐渐全部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因而全面改变了家庭语言所面临的经济因素。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是一个只有学好英语才能找到工作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经济杠杆的撬动下，大量的新加坡家庭迅速地把教育语言从华语改为英语。从1959到1979短短20年内，小学报读英校的比例就从47%，直线上升至91%。

二、“语言经济因素的传导机制“产生的结果不可逆一旦语言的经济因素发生了改变，就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到家庭。在政府定下国家的工作语言后，无论中间的政策如何变化，如何拖延这个过程，这种工作语言最多经过两三代人的迭代就会成为教育语言以及家庭语言。譬如，在1965英语被定为新加坡的工作语言，中间即便华语被大力推广，英语仍以不可逆转之势成为了新加坡家庭至今的主导使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