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以和为贵”外交理念的传统与现实
2015年5月16日 10:54 作者:罗琦浅析中国“以和为贵”外交理念的传统与现实
罗琦
摘要：“和”是中国儒家学说的一个核心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和对外关系思想。今日中国的诸多外交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了“以和为贵”的传统外交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
关键词：中国 外交 理念 和为贵
“和”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的原则。儒家经典《论语》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便逐渐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思想正统，其影响至今不绝。经过历代儒学大家的阐释演绎，“和”也从一个道德伦理概念渗透至政治、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影响着中国数千年的治国思想和外交理念。随着汉语言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和”字的内涵也不断得到丰富。今天，中国再次弘扬“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就在于凸显其追求和谐、珍惜和平的现代意义。
“以和为贵”既是中国一贯的外交传统，也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噪音”，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等。其中“中国威胁论”鼓噪的声音最大，引起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对此，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在继承“以和为贵”的传统外交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地区”、“和谐世界”、“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等新概念，阐明中国构建和谐、追求和平的立场和态度，赢得多数国家的认可和赞许。“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以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契合当今全球化、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为古老的国际政治带来新的选项。
一、“以和为贵”是中国一贯的外交理念
钱穆先生在其名著《国史大纲》中曾分析了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特点。钱先生认为，西方文化“常务於‘力’的斗争，而竞为四围之斗”，因此“务为国强为并包”，而中华文化则“常务於‘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因此“务为谋安为绵延”。简言之，西方文化强调“武力”的强大和扩张，中华文化则热衷“情感”的融合和汇通。
纵观历史，可知钱先生此言不虚。中国的传统思想，不管是儒家、道家、墨家都反对战争。由印度传入的佛教被中国人所接受和喜爱，同样也是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即便是中国最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也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孕育出“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主张“修德来远”，即通过完善本国的政治治理和道德教化，吸引四方人民的归附，而不是依靠武力征服。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对外战争也大都是防御性的，如长城就是一种很典型的防御工事。
这种理念产生的土壤是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小农经济。中国东临大海、西北和西南分别是漫漫戈壁和高山险峰。这些地理障碍使中国与外界相对隔绝。除了周边此消彼长的游牧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帝国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用武对象，也没有强大紧迫的威胁。中国还很早就发展成为农耕社会，并建立起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大一统帝国。小农经济是比较脆弱的生产形态，不但容易遭到破坏，而且产出微薄，难以支持大规模的长期战争。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天然地反对战争扩展，追求国家一统、天下太平，向往男耕女织、鸡犬相闻的田园诗般的生活。
反观西方历史。自罗马帝国的扩张已将，直到近代英法德诸国之间的争霸和对外殖民扩张，甚至今天美国的霸权主义，都离不开一个“力”（power）字，突出表现为无节制的扩张和无休止的战争。历史上最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近代史上，中国也曾饱受西方国家的欺压和侵略之苦。即便在冷战结束以后，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依然多次挑起战争。据统计，自二战结束以来，几乎历届美国总统都要至少打一场战争。
今天，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恐惧”，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也必然导致扩张、引发战争。这是西方国家在“以己度人”，实不知孔子有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历来主张“以和为贵”，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还是这样。西方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已经有几十年了，但中国没有对外进行过一丝一毫的扩张，更不用说战争了。
二、“以和为贵”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主张“以和为贵”无疑是不现实的。中国春秋时期的宋襄公倡导“仁义”的战争观，拒绝攻击正在渡河的敌军，结果被敌军打败，成为后世的笑柄。同理，在两级对抗的冷战期间，“以和为贵”也是没有市场的。不过在今天，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也非往日可比，推行“以和为贵”正当其时。
首先，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以和为贵”。发端于20世纪中期的信息革命已将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互依存。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不但富强了自己，也惠及世界各国；而2007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发源于华尔街，但很快波及全世界。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国际危机面前独善其身，特别是在面对诸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时，即便是超级大国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只有靠各国在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努力才能看到希望。在全球化时代，威慑、制裁和战争不可能成为主流，也解决不了问题，更多的要靠各国，特别是大国本着“以和为贵”的精神，平等合作，集中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共享发展进步，共同面对危机。
其次，多极化的世界也需要“以和为贵”。冷战结束后，两级体系瓦解，多极化的趋势加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脱颖而出，成为新兴国家的代表。西方国家一家独大成为历史，全球权力分布日趋均衡，但多极化并非一定带来稳定与和平。中国的历史上有“战国七雄”的连年战争。世界近代史上也有英法德美诸国的争霸战争，其中就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多极化的世界里，为防止陷入合纵连横的国际混战，更需要各大国“以和为贵”，尊重别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通过平等互利的协商解决争端，保持长久和平及共同发展。
最后，文化的多元化要求“以和为贵”。今天，随着交通、通信等工具的革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文化交流本是促进各国了解与合作的推进器，同时也是文化本身发展的强大动力。当然，不同文化之间也有矛盾。这种矛盾在相互交流中可能被强化，也可能被消融。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部分西方人士宣扬“文明冲突论”，就是片面地强调不同文化矛盾的一面。如果亨廷顿先生熟悉佛教在中国和平传播与演进的历史，他的观点可能就不会如此偏激。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倡导“以和为贵”，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很少有文化冲突，更不用说宗教战争了。如果一味突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而忽视其共性，那么就有可能因文化冲突而导致现实的国际冲突，西方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个例子。对此，后人应该引以为戒。实际上，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多元文化已成为其国内社会的共识。不知为什么一涉及国际社会，就变成“文明冲突论”了？
总而言之，在当今世界上，“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大有作为，必然能够为现代国际关系增添有中国特色的新“选项”。中国大力倡导“以和为贵”，既秉承其悠久的传统文化，更契合当今时代的发展需要。应该重申的是，“以和为贵”既不是“绥靖政策”的代名词，更不是“军备竞赛”的伪装衣。中国虽然主张“以和为贵”，但也需要发展必要的防御性军事力量，以遏制战争、保卫和平。弱国无外交，如果中国自身难保，那么“以和为贵”也就无从谈起了。因为中国一贯主张“以和为贵”，所以中国的强大不会带来冲突和战争，反而能够增强维护和平的力量；因为中国一贯主张“以和为贵”，所以中国不会参与军备竞赛，更不会以军事力量威胁其他国家。
2014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答记者提问时强调：今天我们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要从博大精深的文明积淀中汲取养分和力量，向世人展示我们中国人的从容、自信、开放和进取。……中国不仅自己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希望其他国家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的，也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紧密相连，休戚相关。这个表态再一次揭示了中国外交政策“以和为贵”的内核，将传统与现实结合起来，推己及人，和衷共济，实现共同发展。
亨利·基辛格在其名著《大外交》的开篇即写道：“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在21世纪，中国正是基辛格博士所预言的那个“国家”，而中国用于“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价值观正是“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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